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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

一.

  嚴格說來,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形成,乃是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的事。鬆軟的歷史環境、飽滿的主體自覺、多元文化的價值肯定,的確為原住民介入台灣的書寫世界創造了相當有利的條件。沒有文字的原住民,藉用漢語,首度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分向主流社會宣洩禁錮在其靈魂深處的話語,這是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創世紀,是另一種民族存在的形式。經過十幾年來的實踐,我們似乎可以較肯定地說:台灣原住民不再是歷史的缺席者。

  能有這樣初步的成就,我們從不認為是原住民單方面努力的結果。早期吳錦發先生對原住民作家的鼓勵和支持,以及晨星出版社長久以來義無反顧地出版系列的原住民文學作品,這都是奠定原住民文學存在的重要支柱。一九九三《山海文化雜誌社》成立,開拓了一個屬於原住民的書寫園地。由「山海」策劃推動的各項藝文活動,尤其是前後四次的原住民文學獎,發掘了不少新一代的原住民作者,寫的範圍、題材、技巧和深度,皆有大幅度的成長。這期間,若干報章雜誌乃至於著名的出版社(如「聯合文學」、「耶魯」等),隨後跟進,原住民文學的市場雖然狹窄,但似乎也有了它一定的發展空間。

  學術界的情況也有一些變化。九○年代末期,台灣原住民研究逐漸掙脫人類學和一般社會科學的藩籬,往更接近原住民主體心靈的方向逼近,語言、文學的研究因而顯得愈來愈重要。政大、師大、成大、清華等著名院校,紛紛開設與原住民語言、文學相關的課程。二○○一年,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成立,並設有「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語言、文學乃是其發展重點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愈來愈多的碩、博士論文以原住民文學為題目;它已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

  從作者、市場到學術研究,原住民文學的存在逐漸有它相對穩固的社會基礎,呈現獨特的意義脈絡。如何清點這些成果?如何在這個基礎上理解原住民文學的本質和變化?如何在作者、讀者和學術研究者之間架構一套對話的平台?這變成一個愈來愈急迫的需要。在這樣的背景之下,2003年3月,「山海文化雜誌社」與「印刻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編輯了《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本套書的編輯就是為因應這個需要而構想的。一個初步的選本,不僅有助於閱讀、研究與教學,更可以累積經驗,激發創作的靈感。

二.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包括詩歌卷、散文卷(上,下)、小說卷(上,下)、評論卷(上,下),共七冊。本來口傳時代的原住民文學,詩歌樂舞應是其主流,無論是祭典、巫術或日常生活,以詩入歌,隨時隨處吟咏抒情—原住民原本是屬於詩歌的民族。然而相對來看,原住民漢語詩作的質量,似乎遠遜於散文和小說。這可能是語言選擇的問題。詩是一種語言密度很高的文學類型,原住民的作者對漢語的操作和族語的轉換,顯然還需要更多的摸索與嘗試。奧威尼‧卡露斯、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和伐楚古等人,都是族語掌握極佳的作者;但是一旦要以漢語寫詩,轉譯的鑿痕,特別在音韻和遣詞方面,便暴露無遺。除非能深入其族語文化的內部,否則我們的閱讀將極為艱難。阿道‧巴辣夫的詩作,即是典型的例子。

  即使如此,本套書《詩歌卷》內仍收錄了這類詩作,對照漢語運用純熟的溫奇和瓦歷斯‧諾幹的作品,希望能造成某種閱讀張力,引導細心的讀者進一步思考原住民漢語詩歌的種種相關議題。胡德夫、達卡鬧的詩和林志興的〈鄉愁〉,其實是以歌的形式流傳的;而莫那能的〈鐘聲響起時〉,更是他常在公開場合吟唱的詩作。收錄這些作品,可以提醒讀者:詩與歌在原住民的文學傳統裡是分不開的。如何維繫這個傳統?恐怕是原住民未來詩家最大的挑戰。

  《散文卷》和《小說卷》原初選出的分量,遠比目前選定的大得多,顯示原住民對這兩種文類,有比較熟練的駕馭能力,能充分發揮原住民說故事的本領。許多評論家認為,原住民在散文和小說方面,仍有相當大的創作潛力,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評論卷》主要分兩個部分:一是綜論,涉及原住民文學之生成與界定的問題,也碰觸到原住民文學批評及其美學基礎的討論;一是個別重要作家的鑑賞和評析。

  我們認為文學評論不能脫離作品作拔空先驗演譯,以原住民漢語文學僅十幾年累積的質與量來說,目前的評論只能算是初步的,其中不少是文學周邊問題的釐清工作。而就文學論文學的深入檢討,則有待來者。此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評論卷》的作者大都是漢人學者,這一方面顯示原住民文學理論人才的缺乏,另一方面也使當前的評論工作較難貼近民族語言、文化的深層,準確地掌握原住民文學的內涵與特色。這是我們未來要共同努力超越的目標。但短短的十年間能有如此的成果,足見原住民文學議題的爆發力。

三.

  除了《評論卷》,我們對原住民文學的界定主要是以身分為標準的,並對二分之一血統及平埔族群採取開放的態度,這是現階段我們所能選擇的最佳策略。這並不代表我們是血統論者,只是這樣的立場就目前台灣的族群現實而言,仍具相當的運作性、分析性意義。未來的發展和變化,應該交給歷史和作品本身來決定。目次的編排,原則上以作者出生的年次以及其發表的先後為準,這有助於我們對文學時空背景的掌握,並藉此捕捉創作心靈的歷史軌跡。作品的選錄,固然以其文學成就為主要之依據,但我們仍考慮到若干作品在文學史方面之意義和價值;而特殊的題材,也是我們考慮收錄的因素之一。必須說明的是,原住民的漢語文學書寫者不限於我們目前選錄的這些作者而已,老一輩的黃貴潮(Lifok,阿美族)、李來旺(阿美族)、廖守臣(泰雅族)、吳明義(阿美族)、曾建次(卑南族)、周宗經(雅美族)等人,都有相當可觀的成績。但是他們的作品,帶有濃厚的口傳性質,他們也不以創作者自居,其勞動的成果自成另一個體系。我們認為,這些作品結合日據時代以來採集的神話傳說故事,以及各族流傳千年的祭典、巫術文學,可以獨立成一個龐大的「台灣原住民族口傳文學」資產,整理、考譯、註釋、翻譯這些口傳資料不僅刻不容緩,也將是下一階段我們必須全力以赴的志業。只有將原住民口傳文學的部分徹底整理、出版,台灣原住民文學才算是完整的呈現。

  至於原住民「族語文學」之當代創作,泰雅族的瓦歷斯‧羅干(《泰雅腳蹤》,1991,晨星)和達悟族的夏曼‧藍波安(《八代灣的神話》,1992,晨星)等,都曾努力做一些嘗試。近年來,奧威尼‧卡露斯、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和田敏忠等人,也表達了在這方面強烈的創作企圖;如果能配合目前原住民族語振興計劃,以及族語字典與文字化的最新發展,則原住民族語文學的建立,應當不至於淪為一廂情願的期望而已。

四.

  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意義和價值何在?它會不會因漢語的使用而喪失其主體性?從這十幾年來的實踐經驗來看,漢語的使用固然減損了族語表達的某些特殊美感,但它卻創造了原住民各族間乃至於和漢族之間對話、溝通的共同語言。不僅讓主體說話,而且讓主體說的話成為一種公共的、客觀的存在和對象,主體性因而不再是意識型態上的口號,它成了具體的力量,不斷強化、形塑原住民的主體世界。

  近三年來正主持並著手推動台灣原住民族文學日譯工作的下村作次郎教授曾驚嘆的表示:「確實沒有想到短短的十五年,僅四十一萬人口的台灣原住民,竟可以有那麼多作家、產生那麼多作品,就比例上說,這是高密度的文學生產。」台灣文學,從明鄭以來始終是中國文學的邊陲;日據時代被殖民的經驗,雖然也產生了一些新的文學想像,但大致上說來仍籠罩在漢族中心主義的自戀泥淖中。國府遷台,從早期的反共文學、懷鄉文學、現代文學到留學生文學,都反映了一個離亂、漂泊年代的無根靈魂。一九七○年代中期引爆的鄉土文學論戰,固然高舉本土的旗幟,但他們所謂的本土仍然是漢族本位的本土;敘述的場景,從蘭陽平原到嘉南平原,從漁港、茶山到田埂;依舊是平原、稻作民族的思惟邏輯。相較於夏曼‧藍波安的海、田雅克的山、瓦歷斯‧諾幹的島嶼,以及原住民文學中隨處流露的神話和宇宙想像;漢人的本土是現實的、政治的,缺乏「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莊子‧逍遙遊》)的超拔氣勢,當然也無法真正理解、欣賞整個南島民族遼闊的海洋心靈。

  原住民文學的價值何在?我們需要從想像力的高度,做一個全新的思考。

(撰文:孫大川/引自《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編序:台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頁5至11,2003年,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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